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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薯，又称甘薯或地瓜、红薯，是一种高产而适应性强的粮食作物，在中国南方，有“一造番薯半年粮”的说法，与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关系密切。块根除作主粮外，也是食品加工、淀粉和酒精制造工业的重要原料；根、茎、叶可作优良的饲料。

番薯的药用价值

中医视红薯为良药，性平味甘无毒，入脾、肾二经。能凉血活血，益气生津解渴止血，宽肠胃通便秘，产妇最宜。中医学认为红薯是一种利水、健脾的减肥食品。

《纲目拾遗》：补中，和血，暖胃，肥五脏。白皮白肉者，益肺气生津。煮时加生姜一片，调中与姜枣同功；(同)红花煮食，可理脾血，使不外泄。

《本草求原》：凉血活血，宽肠胃，通便秘，去宿瘀脏毒，舒筋络，止血热渴，产妇最宜。和鱼、鳢鱼食，调中补虚。

《随息居饮食谱》：煮食补脾胃，益气力，御风寒，益颜色。凡渡海注船者，不论生熟，食少许即安。

《岭南采药录》：醋煮服，治全身肿。若煮熟食，饮少许黄酒，再饮红糖姜茶，治产妇腹痛。

《金薯传习录》:红薯治痢疾下血症、酒积热泻、湿热黄疸、白浊淋毒、月经失调、血虚遗精、小儿疳积。红薯叶、藤亦可入药。薯叶、冬瓜水煎日服两剂，薯叶、鲜黄瓜水煎日服一剂，可治糖尿病。薯叶、鸡内金水煎治小儿消化不良。藤与猪蹄煮食，治缺乳。还有治血崩、腹痛腹泻、夜盲症等作用。

番薯的历史

番薯最早种植于美洲中部墨西哥、哥伦比亚一带，由西班牙人携至菲律宾等国栽种。甘薯传入中国通过多条渠道，时间约在16世纪末叶，至少有三种可能的途径：

一是葡萄牙人从美洲传到缅甸，再传入中国云南；

一是葡萄牙人传到交趾（今越南），东莞人陈益或者吴川人林怀兰再传入广东；

一是西班牙人传到吕宋（今菲律宾），长乐人陈振龙再传入中国福建。

陈益

广东东莞虎门北栅人。《东莞县志·物产·薯》所引《凤冈陈氏族谱》载：“万历八年（年），客有泛舟之安南（今越南）者，公（陈益）偕往，比至，酋长延礼宾馆，每宴会，辄飨土产曰薯者，味甘美。公觊其种，贿于酋奴，获之。……未几伺间遁归。……万历十年（年）夏，乃抵家焉。……嗣是种播天南。”

陈振龙

清陈世元（乾隆年间贡生）《金薯传习录》中援引《采录闽侯合志》：“按番薯种出海外吕宋。明万历年间闽人陈振龙贸易其地，得藤苗及栽种之法入中国。”明万历二十一年（年）五月中旬，陈振龙携带甘薯种回国，在船上漂泊7天后抵达厦门。“值闽中旱饥。振龙子经纶白于巡抚金学曾令试为种时，大有收获，可充谷食之半。自是硗确之地遍行栽播。”

人们感念金学曾的政绩，故将甘薯命名为“金薯”。《金薯传习录》分为上、下二卷。上卷摘录史籍志书中关于甘薯的各种记载，汇集了明清时期推广种植甘薯的禀帖和官方文告，还有海内外甘薯种植、管理、储存和食用的经验方法等，如：“地宜松耕过，经起町高四五寸，春分后取薯种斜置町内，发土薄盖”，“约七分在町内，三分在町外。町内者结实，町外者滋蔓”。

《金薯传习录》还收录《咏金薯》一首：“一自珠崖到海滨，蔓山遍野总相因。托根得地能蕃衍，结实随时任屈伸。甘比水芝堪佐酒，功逾山药可疗贫。南邦处处传佳种，荒歉常供世上人。”此诗谈不上脍炙人口，然用大雅之体抒写至俗之物，又朗朗上口，自然率真，别有一番情趣。

陈氏引进番薯之事，科学家徐光启《农政全书》、史学家谈迁《枣林杂俎》等均有论及。

林怀兰

广东省湛江市吴川市梅菉镇人，于明万历年间由越南将番薯种带回中国。《电白县志》记载：“霞洞乡有番薯林公庙，副榜崔腾云率乡人建立。相传番薯出交趾，国人严禁以种入中国着罪死。吴川人林怀兰善医，薄游交州，医其关将有效，因荐医国王之女，病亦良已。一日赐食熟番薯，林求食生者，怀半截而出，亟辞归中国。过关为关将所诘。林以实对，且求私纵焉。关将曰：‘今日之事，我食君禄，纵死不忠，然感先生之德，背之不义。’遂赴水死。林乃归，种遍于粤。今庙祀之，旁以关将配。”

中国引种番薯第一人，吴川人林怀兰、长乐人陈振龙和虎门人陈益均，可享此美誉。三路先后传入，互不关联。其中林怀兰带回来的是番薯，陈益和陈振龙带回来的均是番薯藤。他们都为缓解当时国人的温饱，为我国开辟粮源，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我国农业发展史上有重要意义。

番薯传入中国后，即显示出其适应力强，无地不宜的优良特性，产量之高，“一亩数十石，胜种谷二十倍”。加之“润泽可食，或煮或磨成粉，生食如葛，熟食如蜜，味似荸荠”，故能很快向内地传播。

清乾隆时期，不少地方都是由官方提倡栽种。在直隶、更由皇上“敕直省广劝栽植”。由于朝野上下积极推广，番薯很快在全国广为传种。

中国的人口在西汉时已达六千万，然而直到明末还只有一亿人。可是到乾隆时就猛增到两亿，清末就是四万万同胞了；其中新大陆传入的玉米、甘薯、马铃薯及其他高产作物的作用不可低估。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红薯生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