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学渊源
在我出生于中医世家，却并非书香门第，祖上是农民，原籍湖南岳阳彭家大垸。清朝道光年间，曾祖父彭银樵不满包办婚姻，从老家出走，一担青菜挑进长沙，成了城里的打工仔。有一次，看到钉马掌的工匠在削马蹄皮，突发奇想，他将削下的马蹄皮放在新瓦上焙枯，调上冰片、麻油，试着用来治疗臁疮：一种当时劳动群众最常见、最不易治愈的小腿胫部溃疡，俗称“烂脚杆子”病。岂知真的有效，一炮打响，由此起家，俨然当起了“外科医生”，当然，按大清律例，现时标准，只能算作“江湖郎中”。从此，彭氏医生的招牌在长沙市白马巷64号一挂就是七十余年，直到年长沙文夕大火烧起为止。
“两代”五人行医祖父这一辈，有五人行医，业务涵盖了中医各科，以大伯祖父的名气最大。他老人家专攻叶天士的学说，一部《临证指南医案》，读得滚瓜烂熟，用得出神入化。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湖南省政府主席、军阀何键的父亲得了病，老爷子从乡里头次进城享福，不到半月，一病不起，高烧不退，群医束手。伯祖父以上等高丽参一枝烧炭、加保和丸煎汤，一剂而热退身凉。明明是一个消化不良引起的“滞烧”，用几分钱一帖的打滞药就可以解决问题，偏偏就难倒了众多名医，不知如何既能照顾到病情，又能照顾到大人物的面子，让善于玩“脑筋急转弯”的伯祖父捡了个便宜。经何键一褒奖，伯祖父于是乎就“饮誉三湘”了。
我的父亲行四，学医的是二伯、三伯。二伯彭崇让生于年，家境贫寒，只念了四年私塾，全靠博闻强记，苦读成才，青年时即医名鹊起。五十年代初，本拟调中国中医研究院，恰逢得了肺结核，未能成行。后来入聘湘雅医学院，担任中医顾问、教授、级西医学习中医班导师。二伯曾为胡耀邦、叶剑英、王震、陶铸、杨得志等来湘的军政大员多次看病。徐特立先生的夫人患有一种“癔病性昏厥症”，每次发作即昏不知人，任何药物无效，过几天就自动苏醒。年初，徐夫人在长沙发病，二伯用黄芪一两、防风五钱，浓煎鼻饲，旋即苏醒。徐老先生大为惊叹，问原因。二伯回答：这个病中医古有记载，名“尸厥”，《史记·扁鹊传》中，晋国大夫赵简子得的就是这种病，扁鹊凭脉断定三日后复苏，未尝用药；《旧唐书·许胤宗传》中，柳太后得此病，御医用黄芪、防风煎汤数斛，置于床下，熏蒸而醒；我不过是依样画葫芦、新瓶子装旧酒而已。听得徐老先生感慨不已，不久，亲自提名二伯为第三届省政协常委。
对于先人的这些轶闻趣事，虽然从小耳熟能详，但到后来从事医学史研究时，我还是正经八板地考证了一番。结果发现：用马蹄皮焙枯治臁疮，方书未载；人参烧炭消滞，经传无考；即使是将赵简子、柳太后、徐夫人，千年故事一锅勺，也似乎有马嘴驴唇、移花接木之嫌，不那么绝对科学严谨的。我这几位可敬的先辈，除了敢于实践、胆识过人之外，还有一股子灵性，也就是中医常讲的悟性，所谓“医者，意也”，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与诗品中的心有灵犀、画论中的形神兼备、文章中的妙手偶得、佛学中的境由心生等等，是一脉相承、息息相通的。但悟性这东西，用讲究实证的现代科学方法，大概找不着形态，它却是渗透于中国古代文化各门学科的灵魂，而一个缺少悟性的中医，永远只能在低层次的临床实践中徘徊。
伤寒论入门，难以忘记的“最后一课”最初跨进中医这个门槛，远没有听故事那么开心浪漫。我开始为徒学医，已过弱冠之年，背书的“童子功”自然是没有了，对中医的了解，也近乎一张白纸。二伯递给我一本张仲景的《伤寒论》，嘱咐不许看注解，以免受干扰，要把原文反复读熟，仔细体会，直至倒背如流，全部刺进脑子里，溶进血液中。二伯是有名的伤寒大家，平日里说起《伤寒论》来，口若悬河，纵横千古，这时节却来了个“沉默是金”，把我打入冷宫，令我独学无友。莫可奈何，我整日在《伤寒论》中遨游爬疏，苦思遐想，围绕着这本小册子，搬来一大堆中基、方剂、中药、内科著作，像无头苍蝇一样，瞎冲乱撞。王国维讲的读书三境界的前二境“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是我当年啃这三百九十七条简牍的真实写照。大约半年后，当我还在这两层境界中熬煎度日时，二伯把我带上了临床，一经点化，全盘皆活，我逐渐明白了《伤寒论》的价值，享受到思维的乐趣。当然，到蓦然回首，见灯火阑珊、佳人俏立时，己经在很多年以后了。至今为止，没有哪本书读得像这本书这么苦，也没有哪本书像这本书那样使我获益终生。
就这样，白天抄方看病，晚上读书讲经，我在伯父身边度过了五年典型的中医师徒相授的学习生涯。二伯最后一次教我，是临终前的一刻。那是年1月17日，春寒料峭，二伯病危，等我赶到他身边时，经过他的学生们的抢救，能坐起来了，面色潮红，精神尚好，大家松了一口气，二伯一会儿嚷着肚子饿，要吃荷包蛋下面，一会儿喊我接尿，我刚把尿壶凑上去，忽然抓住我的手，叫我摸他背上的汗，连声问：“摸到没有？摸到没有？这就是绝汗，绝汗如油啊！”话音刚落，气绝而亡。二伯用他生命迸发的最后一闪火花，为我上了最后一堂课。这是怎样的一堂课啊，刻骨锥心，终生难忘！
中医的科学方法
古代中医对人体生命活动的研究所采用的认识论和治疗疾病所使用的方法论，主要来源于老子《道德经》。《道德经》第二十一章说：“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老子提出的道，是一种哲学范畴，既是指宇宙的本原，又可以指事物的普遍规律，以及每一门学科的最高法则。根据我的理解，这段话的意思是：“道这个东西，是混沌模糊的，它的内部，有形象，有物质，从外面观察，似乎能看清楚，却又看不真切。在它的幽暗深处，藏有精气。这种精气是十分真实的，有信息传递出来。”这段韵文很流畅，并不难懂。从外面看不真切的是象和物，因为形象和物质是静态的；能够感受到的是精，因为精气是动态的，老子用“其精甚真”来强调流动的的精气给人造成的逼真的感官冲击，而体内的信息是靠精气的流动递送出来的。
望闻问切，收集病人“信息”请仔细体会一下：这不正是概括了人体生命活动这个复杂系统所具有的模糊性、不可直观的特点，并且揭示了医学应当为之采取的研究方法吗？的确如此！人，只要是活着的人，不论处在健康、亚健康、患病的哪一种状态，总是有愉悦、疲乏、不适、疼痛等各种感觉，这就是体内发出的信息，这些信息，不仅自己可以感受到，旁人也可以观察到。
中医通过望、闻、问、切四诊，从各个角度来捕捉、收集病人体内发出的信息。然后，将收集到的各种信息分类、归纳、抽象，上升为“证”。证是经过加工提炼之后的信息，可以据此确定疾病是在体表，还是在体内，属于寒性，还是属于热性，人与疾病之间的态势是属虚，还是属实，整体性质属阳，还是属阴，形成了有名的“八纲辨证”。
辨证论治，汤证结合张仲景在《伤寒论》中教给我们的“辨证论治”，用现在的语言来说，就是中医处理人体疾病信息所采用的科学方法。辨证有严密的逻辑，论治有严格的规定，不是可以任意施为的。这就与光凭经验用药的“经验医学”有了本质的差别。举例来说，《伤寒论》第十三条：“太阳病，头痛，发热，汗出，恶风，桂枝汤主之。”在这里，头痛、发热、汗出、恶风四种症状，就是患者得病后体内发出的四种信息，这一组信息经张仲景分析、归纳后，抽象、上升为风寒表虚证，而后用桂枝汤治疗。由桂枝、白芍、甘草、生姜、大枣五味药构成的桂枝汤这个信息组，在输入患者体内后，使体内原来发出的头痛、发热、汗出、恶风这一组信息迅速消失。
于是，这种特定信息的输出与输入，形成了一个范式，清代伤寒名家柯琴称之为“桂枝汤证”，并且将伤寒方所适应的证全部命名为麻黄汤证、小柴胡汤证、白虎汤证等，继而提出以“汤证结合”为纲学习伤寒论的方法。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和十分正确的导向，真是慧眼独具！“汤证结合”或“方证结合”概念的提出，使输出信息与输入信息的搭配标准化、规范化，达到了信息处理的最佳效果。
掌握和贯彻了《伤寒论》的辨证论治方法，就可以使中医摆脱经验医学的桎梏，上升到科学理论的高度，大幅度提高治病的疗效。为什么中医临床家总是反复强调治病时要“认证无差”？因为对疾病信息的归纳、分析、判断一旦有错，再多、再好的方子也不会有效；为什么经方派医家一再叮嘱用伤寒方必须用原方，“不可随意挪动”？因为几乎每一首伤寒方都有严谨的结构，而且被多次证明：这是对应于某一个证的最佳输入信息组合，如果随意加减，破坏了它的结构，即使认证再准，输入了错误的信息，治疗同样会失败。
真正读懂中医，勿让明珠蒙尘对于那些至今仍然认为当代科学完美无缺的人们，我建议他们读一读金世明教授最近送给我的一本书，书名就叫《复杂》（三联书店出版，），作者是米歇尔·沃尔德罗普，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基本粒子物理学博士，担任美国《科学》杂志高级撰稿人长达十年之久。书的封面是一段饶有兴味的话：“这部书叙述一群美国科学家如何开创‘二十一世纪的科学’的故事，对正在形成的科学的复杂体系做了深入浅出的描述。介绍了‘一场新的启蒙运动’。故事是，美国一些不同领域的科学家们越来越无法忍受牛顿以来一直主导科学的线性和还原的思想束缚。他们在各自领域发现，这个世界是一个相互关联和相互进化的世界，并非线性发展的，并非现有科学可以解释清楚的。他们认为这个世界上不仅存在着混沌，也存在着结构和秩序。他们逐渐将自己的新发现和新观点聚集起来，共同努力形成对整个自然界、对人类社会的一个全新的认识”。当然，书中不可能有中医的故事，因为，目前大概还没有一个西方科学家真正读懂了中医。但是，我从中看到了希望：人体的生命活动绝对是一个复杂体系，是不可能凭借解剖的、实验的、统计的、微观的这些“现有科学”完全解释清楚的，现在已有一群来自不同领域的顶尖科学家开始发现了当代科学存在的缺陷，那么，中医这门古代科学在当代所蒙上的尘埃，总有被拂去的一天，中医的科学方法和合理内核，最终一定会被未来科学所揭示和承认。
中医的本质特征
众所周知，《黄帝内经》是中医第一部经典著作，它在中医学著作中的成书之早、地位之高、影响之大，显然超过了《伤寒论》，正因为如此，当代科学家总是把他们的目光全部聚焦在《黄帝内经》上，认为它是中医科学体系的代表。钱学森先生把《周易》和《黄帝内经》并列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两部科学著作，而把后者更看作是研究人体科学的杰出作品。《黄帝内经》确实吸收了先秦、秦汉在哲学、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等各方面的巨大成果，构筑了一个以研究人体生命活动为中心的知识体系。然而，一旦深入，却又发现：我们只能体会到其中的各种科学思想的表达，无法把握住它的具体的科学方法。
“科学精神和人文方法”一位卓有成就的青年人文学者曾这样评价中医：中医是科学精神和人文方法的结合体，换句话说，中医具有科学精神，而不具有科学方法，是运用中国人文主义方法实现科学精神的一种医学范式（邱鸿钟，《医学与哲学》，年第一期）。显然，作者是研究《黄帝内经》得出的结论。应当承认，这个结论是诚实的，却不是全面的。怎么能够设想：两千多年来，中医不具有科学方法，就凭点科学精神、人文主义，居然能看好病？得出这样的结论不能怪作者，因为几乎所有研究中医的学者们，由于临床实践有限，不可能领略到《伤寒论》中科学方法的强大作用，以为中医的全部科学要素都在《黄帝内经》中。然而，用“科学精神和人文方法”来概括《黄帝内经》的实质，却又十分中肯。这两点，正代表了中医的本质特征。
《黄帝内经》科学精神的重要前提是，承认物质是第一性的，在这方面，《黄帝内经》与先秦大部分哲学家一样，表现了彻底的唯物主义观点。让我们回过头再来看看《道德经》中的象、物、精、信这四个关键词，还是先讲“信”，追溯其源，对于人体这个复杂系统，是《黄帝内经》最早继承了老子的方法论，即从人体外部来观察体内发出的信息，所谓“视其外应，以知其内藏，则知所病矣”（《黄帝内经·灵枢·本藏篇》）。也就是通过体外的反应，来了解内脏发生的变化，于是掌握了疾病的规律。
内脏是如何认识到的呢？《黄帝内经》中使用了解剖，依次看到了皮、肉、筋、脉、骨，和内脏器官等实体，以及血液、体液等流体，从而知道“其中有物”与“其中有精”。但通过解剖所见到的，只不过是一些停止了功能活动的静态物质，并无法帮助当时的医生直接了解人体的生命活动，于是，《黄帝内经》又一次使用了“象”这样一种科学方法，通过“立象”，建立了中医的“藏象”学说。藏象学说虽然是以最初的解剖所见作为物质基础，并且脏腑的命名也相同，但本质上已抽象为一系列观察人体生命活动的模型，哪一种正常的或病态的生命活动，该归纳进何脏何腑，是经历了无数次人体的信息交流，最后才得以明确的。
老子说：“执大象，天下往”（《道德经》三十五章）。在中医建立了自己独创的脏象学说，或曰脏腑经络学说之后，从此就有了认识生命活动和疾病现象的系统理论，至今，仍然在有效地指导着中医临床，无人能够推翻。
中医经典论著感悟中医是中国古代文化孕育出来的一门学科，中国的语言文字和中国哲学的重形象、重意境、重联系、尚体验、尚感悟、尚取类比象这些特征，赋予了《黄帝内经》以丰富的人文内涵，但这种民族化的思维模式致命的弱点是缺乏严谨的逻辑。假如我们只有《黄帝内经》，中医必然会像中国古代其它各门科学一样，纵有无数杰出的发明、发现，却只能停留在工艺技术层面，未能向近代科学转化，最终被当代科学吃掉。幸亏我们还有一部《伤寒论》！《伤寒论》以其强大的逻辑思辩力和正确的科学方法弥补了《黄帝内经》的不足。中医没有被近代科学所淘汰，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古代科学活的化石、惟一的熊猫，决不是偶然的，因为在中国古代科技史上，只有中医这一门科学，例外地同时拥有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这两种思维方法，其代表作就是《黄帝内经》和《伤寒论》。我们应该庆幸中医的源头上有这两部伟大的著作！
中医的优势领域
现代医学毫无疑问是当代的主流医学，是占统治地位的医学，由于几百年来，它与近代、现代科学同步发展，充分吸取了后者的创造性成果，因而突飞猛进，日新月异，特别是在外科手术、器官移植、遗传工程、微观诊断等领域，占领绝对优势，中医和其它传统医学望尘莫及。然而，拥有自己独到的科学方法和本质特征的中医，至今能够立于不败之地，必定也有它的优势领域，我认为，至少在三个方面是当代西医所不及的。
A.治疗手段的优势西医治病，除了手术之外，就是服药。对于许多器质性的疾病，手术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很多人不适合于手术，很多人手术后留下长期的后遗症，同时，手术也改变不了产生某些器质性疾病的内环境，例如，肿瘤、囊肿、结石，割了又长，难以根除。西药绝大部分是上个世纪发明的化学合成药物。而这些药物所可能产生的副作用和导致的药原性疾病，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了。中医治病，主要也是两大类手段：针灸与方药。
针灸被西方人认为是中国古代的“第五大发明”，针灸治病疗效好，副作用小，特别是在镇痛、调节内分泌紊乱、调节神经功能方面具有独特的作用，据美国一家医学杂志统计，针灸至少对四十六种疾病的治疗拥有优势。而且，针灸是一种非药物疗法，不存在药物在体内代谢或存留对人体器官所造成的任何伤害，因此，针灸在西方国家受到普遍欢迎。中药绝大部分是天然药物，天然药物比化学合成药物副作用小，据说，这是因为前者的化学结构更接近人体细胞，因而亲和力大，损伤力小。
在这里，我要着重指出一个认识上的误区：中医治病，历来看重的是方剂，而不是中药，这在外人、特别是外国人看来，似乎没有什么区别，其实，两者有着本质的不同。方剂固然是由药物构成的，但是，根据个人经验，使用一味或几味中草药治病取得疗效，这只是经验医学的水平；选择几味或十几味中草药、按照严谨的构方原则组成方剂来治病，这才上升到了科学方法的高度。中医目前临床所使用的药物不超过一千种，中医历代使用过的药物也不超过一万种，但是，由这些药物组成的古今方剂却至少达到三十万首。
这是为什么？因为方剂的创制，存在着很高的技巧性和科学性，即使同样的几味药物，仅仅因为用量不同，所适应的证就可能完全不同。我们从《伤寒论》的桂枝汤、桂枝加桂汤、桂枝加芍药汤等完全可以领会到这一点。古人特别强调要“因证制方”，就是因为已经意识到“方证结合”的思维模式，能使人体输出信息与输入信息的对接达到标准化、规范化，从而取得人体疾病信息处理的最优效果。历代名方是中医学最精华、最核心的部分，在医学史上，几乎每一首方剂的问世，都凝聚着创方者的心血和经验，十分珍贵。
现在教中医、学中医的人，绝大部分不理解这个极其重要的道理，以为守古方是抱残守缺，自己拟方是发展创新，不愿去大量记诵古方，不屑于使用原方，以至于临床疗效下降，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特别是大部分搞中药科研开发的人，把重点放在单味中药上，总是想从中发现或提炼出某些有效物质，从而取代西药，挤入国际医药市场，这种研究思路似乎有问题，几十年来，开发出来的重大药物没有几个，反倒被美国人研究出几十种单味中药对身体有损害，现在，不但要担心“废医存药”的问题，照这样研究下去，连中药都在现代社会“无地自容”了。
B.治疗思想的优势“治未病”是中医学最著名的思想之一，这种预防医学思想早在《黄帝内经·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就已经形成，所谓“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临渴穿井，临斗铸兵，岂不晚乎？”即在疾病形成之前，甚至还处于萌芽状态，就应当积极预防和治疗。
在《黄帝内经·素问》的第一篇“上古天真论”中，系统阐述了身心调节、起居调节、饮食调节的各方面要素，如：“恬淡虚无，真气存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形与神俱”等等。这些思想贯穿于整个中医学中，当然是极其可贵的。近几十年来，联合国卫生组织提出“健康新概念”，许多医学科学家提出“现代医学必须由单纯的生物医学转型为生物的、心理的、社会的医学”，人们广泛了解到在健康与疾病之间还存在一种“亚健康”状态。所有这些新观念，坦率地说，都是中医学坚持了两千多年的老观念，并且积累了许多丰富的经验。
西医对付疾病的主导思想，是对抗性治疗。发现是细菌引起的疾病，用磺胺、抗生素杀死它；发现是细胞增生变异引起的癌症，用手术割除、用放化疗杀死它；发现是病毒引起的疾病，虽然目前还没有发明出杀死病毒的药物，也转着法子想杀死它，例如：用干扰素杀乙肝病毒，等等。
从医学人文的角度看，‘战争模式’的治疗观容易产生两种迷失，一是把病人当‘敌人’，把疾病与生命混为一谈，抗生素的摄入不仅杀死致病的细菌，作为代价，也杀死了正常的菌落，使体内菌群生态发生倾斜，同时，抑制体内免疫功能，中间代谢物还可能引发免疫反应。二是确立了外在干预（涉）占主导的治疗观念。”（《医学与哲学》，年第八期）
中医对付疾病的主导思想，是平衡调节，调节是手段，平衡是目的，通过调节，使体内失衡的状态恢复平衡。《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所谓“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决”，把阴阳之间的平衡，看作是维系生命的基础。体内阴阳气血的失衡，是有确切的信息输出的，《黄帝内经·素问·调经论》举例说：“阳虚生外寒，阴虚生内热”。凡阳气虚的人，总是形寒怕冷，凡阴血虚的人，总是手足心发热。因此，中医在临床，着重考察的是病人的功能状态；西医在临床，着重注意的是检查结果。中医在临床，重视与病人的交流，以求能全面收集病人的信息，这种无形中的心理治疗，更增加了病人对医生的信任；西医在临床，重视各种检测手段的使用，惟恐有所遗漏，无形中忽略了倾听病人的叙述，增加了医患之间的隔膜。这两种医学哪一种更具有人文精神、更符合医学的目的与宗旨，是不言自明的。
当然，中医在治疗上的优势领域还不止这些。但是，能不能有效地发挥中医的优势，关键在人，在于施治的这个人，能不能真正学好中医。真正学好中医，却并非易事。
C.文献资源的优势学中医除了辨证难、用方难之外，还有读书难。我这里不光指古文字难读，主要指古代留下的医学文献数量巨大，作为个人，一辈子都难以全面学习，全部继承。中医不比西医，西医是按照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发展的，最新的成果，就代表最高的权威，旧的结论，多数被淘汰，过去的资料，重温的价值不大。
中医是滚雪球似的发展的，历代中医古籍，都是当时医家治病的经验总结，都不可废。因为无论世界变化有多大，人类的疾病谱变化不大，换句话说，现代人有的病，大部分古代人都有，只是疾病排名的次序有所变动而已；加上指导中医临床的理论体系根本未变，因而，这些丰富的资料仍然可以直接用于临床。
中医的古籍有一万种之多，收载方剂三十余万首，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没有给它的后人留下这么一份庞大的、可直接兑现的医学遗产。对于学医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一笔极其宝贵的财富，是临床治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现在不是正在提倡“循证医学”吗？恐怕哪一种医学都没有中医这么丰厚的循证资源。
真正从事中医临床的人都知道要多读古医书，然而在现代社会，急功近利，诸多干扰，肯吃这种苦头的人实在不多，因此，成才也难。目前，国家已经启动了用计算机网络处理中医古籍的巨大工程，这一笔宝贵的资源可望得到最充分的、最有效的利用，中医的人才培养也可能不会像以前那么慢、那么辛苦，也可能在将来会出现一种新的教育模式。
总而言之，中医在充分保持自己优势的同时，要争取与现代科学技术例如计算机网络相结合，才有可能实现整体的、跨越式的突破，决不应当跟在西医后面亦步亦趋，用牛顿时代以来的这一套老方法，试图改造自己，装点自己，扭转自己的“劣势”。东施效颦是没有出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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